其一种不出国门，略视咿唔咕哗之学，以为孔教在是，又妄自尊大，以为孔教以外，皆耶教也。

 【注释】[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三)第844—84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可见，汉代礼制几乎将一切囊括无余，社会成员的行为都从这庞大复杂的网络体系中找到依据和评价标准。

可以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不过，荀子对乐还是重视的，但重视乐实是重视其教化作用。至于生活化的儒学则强调人伦孝悌与道德教化，它与广大的生活世界结合为一体，成为调解帝制性的儒学与批判性的儒学的中介土壤，它缓和了帝制式儒学的恶质化，也长养了批判性儒学的根芽。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认为颜斶无礼，而颜斶则强调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孔子赞扬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在先秦，孔子在说君君臣臣的时候，强调的是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说明君与臣是对待的、互为条件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10]（P124）这说明，道德的价值具有相对性，宗教的价值才是绝对的，它成为道德标准的最终和最后的基础。

从这个宗旨可以看出把他们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实在有点冤枉了他们。一面为使本国人消除仇视耶教之见，一面使外国人消除仇视孔教之见，两教合一，而后吾国之宗教问题解决矣。此所以宗教实足辅助道德。可见其它宗教家，专以天堂地狱惑人，乃骗子耳。

吴宓认为：（1）人类文化以苏格拉底、基督犹太、佛陀印度、中国孔子为代表，各有其特点。在他看来，人文主义需要宗教[10]（P123），宗教实足辅助道德[11]。

道德之功用，则援引第三级之人至第二级而已。他之欲二教合一，是一种面对西方挑战的刺激棗回应。[10]（P112）第四，孔教与中国文化建设。他说：盖今后始知耶教之真可贵，始知耶教与孔教是一家。

这样，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吴宓所说的人文主义需要自己宗教的含义。西汉诸儒咬文嚼字，牵强附会，务以求合时主心理。可知者有限，不可知者无穷。尽管有些批评也有不实和过火之处，[3]但他提出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今天看来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认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

首先，是学衡派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激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盲目崇洋迷外这一矫枉过正的反拨。……宇宙间之事物，约可别为三种。

[4]正是为了改变当时学界和青年形成的错误观念，柳诒徵才沉下心来，对孔子儒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学理上肯定孔子及儒学的正面价值。这三个方面都与宗教有关，或者说是宗教为它们提供了价值资源。

他说：盖自汉以来，虽已举国崇拜孔子之教，而立庙奉祀，近于宗教性质者，乃由人心渐演渐深，踵事增华之故，初非孔子欲创立一教，亦非仅一二帝王或学者假孔子之教以愚民也。在一封梅光迪给胡适的信中，他说自己参加了一次青年会的活动，对基督教的精神已能窥见一斑，说自己自此一行，顿觉有一千均重任置于我肩上。分析其历史事实，可以发现主要原因是由于传教士以宗教思维方式来判释中国儒家学说，他们所处一般都在南方、沿海和京城，对广大的中国各地的风俗人情所知甚少，他们对中国儒家文献解读也多以宗教家的眼光，自然造成对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一知半解，误解曲解。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二者出现裂痕，启蒙运动以后，社会日益工业化、世俗化，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盛行，宗教与道德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而若宗教全然熄灭，则道德亦必不能苟存也。

此意又足下所素表同情者。他认为，西欧古典文明是半为宗教的，半为人文的。

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如前所述，柳诒徵把中国近世的病源归因于孔教之不行，并在学术研究中具体分析其价值，考察儒学之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解救中国衰败贫弱之病的药方。

国人又经丧辱地之余，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对于本国一切，顿生轻忽厌恶之心，故诋毁吾国固有一切，乃时髦举动，为戈名邀利之捷径。其实，中国二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内政外交、实业的种种不振，都是未曾完全或根本不曾实行孔子之道的结果。

复礼者，所以存人性中本来之善[2]，抑恶扬善，便是人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切宗教教义的应有之义。此二者之首领为亚里士多德与耶稣基督，亦犹东方之有孔子与释迦牟尼也。白壁德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对中国人的劝戒深契学衡派成员之心。[10]（P181）这说明，宗教、道德与智力具有相通的一面。

孔教兴则耶教自兴，且孔耶亦各有缺点，必互相比较，截长补短而后能美满无憾，将来孔耶两教干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此文明之中心，有一理想人格在。

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14]他还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及其方法的正确，批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不重视认真的学术探讨，却引进了许多不良风气。

[20]（P231）既然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孔子与中国过去二千多年历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作为今人就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否定孔子就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对中国历史的背叛。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

对此，梅光迪通过阅读西方哲学并与孔子比较，才站在更高角度发现了孔学的现代价值，反对宗教迷信，崇敬孔子的伟大。然拭推古人立法之意，实有极深哲理在。在这种局面下，要寻求救治中国的药方就得考虑中西医的结合。吴宓对宗教与道德的关系有很深的把握。

（5）主智者重理想而推崇理性精神，主仁者重实行而关注社会人伦。其次，学衡派成员最直接的现实刺激是右的方面对孔子和儒学的利用、糟贱，这主要是民国以来大小军阀以及地方势力利用孔子，拉大旗作虎皮，掩盖并美化自己的争权夺利，欲行专制统治的政治行动，如恢复孔教，举行祀孔仪式，要求学校尊孔读经，并呼嚣把孔教定为国教，即企图把儒学变成真正的宗教以为其服务，以礼教立国，这自然谈不上对孔子儒学的认真研究和正确理解。

1912年，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到留学生中有一些在国内倾向政客，在国外又拜倒在洋人脚下的人，说：近年来，此辈之势力大昌，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与名誉为事（如欢迎外教，鄙弃国教，亦最可痛心者），幸而光复事成，国赖以不亡，否则此辈得志，恐不但尽祖国学术而亡之，而国亦因之亡矣。服其熬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最有功于人类者也。

他强调人文道德，注重人文理性和道德理想，不是通过哲学的推演与逻辑的论证，而是人格理想的描述和道德精神的揭示，特别重视道德人生的神圣、庄严和虔敬，故与宗教接近。[17]（P107-108）最后，梅光迪提出了在孔教基础上融通孔耶的设想。